等。此外，他们还对原民主德国许多历史学家、尚且健在的当年事件目击者进行访谈和口述历史资料采集。2003年，海科•彼得曼曾专程赴罗马，对“北方测试”目击者、前意大利战地记者路易吉•罗梅尔萨进行采访。

    应该说，俄罗斯联邦是卡尔施和彼得曼获得“意想不到额外收获”的地方，借助莫斯科朋友慷慨的援手，在对一些尚未公开的苏联历史档案进行耗时费力的研究后，他们终于勾画出破解德国“zhà弹”秘密的“路线图”。在保存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档案中，4份意义非同寻常的历史文献展现在面前：（1）冯•魏茨泽克于1941年3月访问哥本哈根之后撰写的官方报告；（2）冯•魏茨泽克于1941年某个时间起草的专利申请文件稿；（3）冯•魏茨泽克于1941年11月经过修订的专利申请文件稿；（4）海森伯格1942年6月柏林会议演讲稿原件（并附签名）。

    正文 一、德国“传说”与《希特勒的“原子弹”》..

    :2010-6-26 8:27:29 本章字数:1223

    俄罗斯友人还帮助他们接触到若干有关苏联原子武器计划的档案文献，包括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藏品中查阅到的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局长伊万•伊利伊特绍夫1945年3月23日致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函、苏联原子计划负责人伊戈尔•库尔恰托夫1945年3月30日致约瑟夫•斯大林函复制件（该文献已于2002年经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编辑校订后公布）等。另外，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编撰出版的《原子计划志》中，他们阅读到苏联战时和战后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格奥尔基•弗廖罗夫的私人信函（源自弗廖罗夫个人档案）。对于卡尔施和彼得曼而言，上述几份首次发现的档案资料，为当年事件目击者的描述提供了事实核心的确凿证据。

    作为与档案文献搜集整理、编排筛选的“平行工作”，是前往被怀疑的测试发生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和物理测量，调查者在图林根测试的“疑似”发生地奥尔德鲁夫搜集土壤样本，测定残留放shèxìng物质数据，全力以赴地投入对微量放shèxìng同位素迹象的“现场取证”工作。此外在位于柏林的库默尔斯多夫前德国陆军装备测试场附近的小村戈托夫，他们找到了德国第一个“进入准运行状态核反应堆”的测试遗址；在柏林以南数十公里处的巴特萨洛夫前德国空军废弃营房区地堡内，发现了帝国邮政部的同位素分离装置残迹。

    通过对所采集原始资料的使用及多部（篇）相关出版物的参考和引用，作者构建了这部揭密历史纪实著作的叙事基础。除了对已为人们知晓的二战期间德国曾开展核反应堆和同位素分离等研究工作的描述外，更提供了某些尚且不为人所知的内容。比如，在战时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实际上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核反应堆研究群体，一个是在海森伯格领导下的、属于“主流研究群体”的莱比锡和柏林小组；另一个则是迪布纳领导的戈托夫小组，这个“非主流研究群体”的反应堆测试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并且触发了链式反应。又比如，纳粹德国在核武器方面的进展步伐超过了此前人们想象的程度，虽然1942年之后，从事铀研究的德国科学家在取向方面形成了“能源派”和“zhà弹派”两个目标迥异的群体，并且缺乏足够的铀原料和时间完成研发工作，但后者还是在战争临近尾声时造出了“zhà弹”。或许由于仅有少量裂变和聚变材料发生反应，新型“zhà弹”设计存在缺陷，效果级别非常有限，其威力也不能与美国人于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